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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楚长歌共和弦

更新时间:2013-03-19 浏览次数:1336次

   1月12日至3月18日,由湖北省博物馆、山西博物院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举办的“晋国宝藏——山西出土晋国文物特展”在湖北省博物馆举办。本次展览的展出文物包括青铜器、玉器、陶范等共计144件,时间起始于新石器时代,迄止于战国晚期,其中主体为三晋文化遗存。这批珍贵文物既有天马——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王者之器,也有太原赵卿墓等高等级墓葬的贵族之器,还有一批来自史籍阙载的古国——倗国的公室重器,基本展现了山西省两周时期的文化面貌。
  值得一提的是,在这批精美文物当中,8件套的楚公逆钟,在2800年后的今天,首次返回荆楚大地展出。
  这是晋、楚文化的信使,奏响的也是晋楚长歌的和弦。
  战与和
  如若以二战之后的美、苏争霸来比照,春秋时期的晋国与楚国亦可谓当时中国之两极。晋、楚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先后两次的弭兵之盟,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,而晋、楚两国真诚而又豁达的和解与文化认同也早已跨越国界,泯却了恩仇,使这两个族群的心灵更为贴近。
 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,晋、楚高层建立联系发生在公元前637年。是年冬天,在外逃亡的晋国公子重耳由郑至楚,楚成王以上公之礼待之,其后以厚币礼送于秦。这是晋、楚之间充满温情的一幕。其后几百年,晋、楚双方逐鹿中原,既有战场上的兵戎相见,也有盟会时的剑拔弩张,所有这些,都因为史称晋文公的这位公子而开启了序幕。
  从晋、楚之间的战争而言,本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城濮之战、邲之战与鄢陵之战。城濮之战中,晋人假践“退避三舍”的诺言,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,待时机成熟后先击楚军翼侧,再攻其中军,导致楚军大败。邲之战中,楚军同仇敌忾,先声夺人,依靠一往无前的勇气击溃了犹豫不决的晋军。鄢陵之战,头脑发热的楚共王在不分胜负之际弃军而逃,司马自反在战事正酣之时贪杯醉酒,最终楚军一败涂地。
  从晋、楚双方的会盟而言,本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前后两次的弭兵之盟。公元前579年的第一次弭兵之盟,双方开诚布公、信誓旦旦地盟曰“同恤灾危,备救凶患”,可是不出几年就爆发了鄢陵之战。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之盟,晋、楚更是纠集了齐、秦、鲁、卫等14个国家参加会盟,然而双方相互猜忌,甚至袍里藏甲,可谁也没想到的是,这次针锋相对的盟会却荫及了几代人的和平,双方直至公元前413年才重启战端,这时上距公元前546年已长达130多年了。
  晋、楚之间的这3次大战,两番会盟,前前后后的某些片段让人深思。邲之战中,楚将许伯、乐伯、摄叔前往晋营挑战,杀敌无数后陷入重围,不想晋将鲍葵却放过了他们,其理由仅仅是“其左善射,其右有辞,君子也”,然而,曾几何时,晋国雄主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竟在盟会中召周襄王前来相见,这种“挟诸侯以令天子”的做法比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无疑更让周王难堪。再观楚人,邲之战胜利以后,庄王拒拿晋人尸体筑“京观”以彰功绩,同时发表“止戈为武”的宏论,着实让人眼前一亮,可鄢陵之战时楚君却毫无必要地临阵脱逃,抛下了喝得酩酊大醉的军事指挥官与群龙无首的军队,最终导致了楚师的败绩。可以说,晋、楚双方的这些举动,相互之间不无矛盾,有的甚至达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  心与音
  1993 年,北晋侯墓地第四次抢救性发掘,在64号墓出土楚公逆钟一套。这套编钟一共8件,其中6件铸有68字的铭文。经史家考察,铭文中的楚公逆,即西周晚期的楚君熊咢,而64号墓的墓主,即与熊咢同时代的晋献侯。颇值玩味的是,贵为一国之君,晋献侯墓有且仅有一套编钟下葬,而且还是楚国的编钟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即便贵为王室近亲的晋国贵族,对楚人的音乐文化也是深以为然的。
  公元前584年,楚、郑交战,楚人钟仪被郑国俘虏后献给了晋国。两年以后,晋景公偶然见到头戴楚冠的钟仪,听说他是乐官,就给他一张琴演奏,钟仪弹的都是楚调。后来景公听从范文子之言,以厚礼送钟仪回国,让他促成晋、楚和议,这直接导致了晋、楚第一次弭兵之盟。公元前579年,晋大夫郤至赴郢都正式通过和约,将登堂入室之际,忽然从地室传出洪亮的钟乐,这是楚人以诸侯相会的礼节来表示欢迎,郤至受宠若惊,经楚人反复邀请才定下心来。春秋晚期,晋裔的琴圣伯牙与楚人钟子期以知音订交,《高山流水》的曲调与人琴俱寂的决绝传为了千古佳话。
  殊遇·同归
  作为黄河中游地区的大国,晋国虽然在东周之初先后遭逢“曲沃代翼”“骊姬之乱”,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事,但因其尊贵的身份,在王命不彰时更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。可是,作为黄河中游地区旧势力的代表,晋人虽有锦衣玉食之显贵,但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既要扫自家门前雪,又要管他人瓦上霜,如此百忧感其心,万事劳其形,正可谓“有动于中,必摇其精”。反观春秋早中期的楚国,因为良好的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,加上有利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,本时期楚国的发展显得奔轶绝尘。楚人北上中原,东征淮域,有所斩获时喜不自禁,出师不利时灰心丧气,这些,都与族群的成长相关,不涉及到更多的社会责任。我们不妨言之,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,虽然都在历史赋予的机缘与责任当中成长,掌控着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,但是当价值的重新分配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以后,无所顾忌的楚人比处处受制的晋人有着更为光明的未来。
  在对待音乐尤其是编钟的态度上,楚国和晋国并不相同。西周中晚期,楚国的编钟制度正式形成,这种传统和诸夏以鼎为礼乐标志的做法明显有别,其中的因由,除去“不与中国之号谥”之外,恐怕也融入了楚人雅好音乐的追求。西周晚期的晋献侯与楚人的喜好是相同的,因此,他的墓葬当中除了五鼎四簋以外,还加上了一套楚人的编钟。促成晋、楚弭兵之盟的钟仪与后来的钟子期都是楚国的乐尹世家出身,他们操的虽是古琴,但其姓氏源于楚人尚钟的传统,跟编钟文化也有着莫大的联系。至于郤至得到的礼遇,更是与编钟音乐息息相关,地室当中的宫廷乐队演奏,无疑会比现场听到的更具美妙效果,这是楚人在音乐文化中追新逐奇的体现。可以不无夸张地说,从音乐文化的角度而言,晋人和楚人的心灵是相通的,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,让西周晚期的熊咢与晋献侯即便关山遥隔也成为了同道中人,让晋、楚双方在春秋中期找到了和谈的切入点,更让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佳话流传千古,嗣响人间。

来源:中国文化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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